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一名眼内出血的患者先走了二十多公里山路来到县医院，又坐车辗转到达上海的医院。看到患者只带了两百块，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眼科医师舒秦蒙帮他凑了10来瓶硼酸洗眼液送给患者，叮嘱他一个月后再回来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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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舒秦蒙开始在自己的社交平台讲述这些故事。他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去年6月，他加入了援滇医疗队。在云南，舒秦蒙发现，“奔波一天看病”的故事每一天都在上演，这让他感知到将这些病人记录下来的意义。

舒秦蒙医生在义诊。受访者供图

奔波一天的看病路程

舒秦蒙仍旧记得5年前的那个夏日傍晚。

那天他看门诊看到很晚，刚准备结束时，一名五十来岁、皮肤黝黑的男人出现在门口询问他是否还能看诊。医院辅助检查和在治疗室的医护已经下班，他只能用裂隙灯显微镜简单查看患者的眼球。检查显示眼内出血，但看不到眼底，无法判断病情到底如何。

“不能早点来吗？”他忍不住问。

患者的回答让他愣在那里：“我很早就从县里出来了，走到县里是二十多公里，到了就中午了，县里说看不了，叫我来上海看。”舒秦蒙被患者稀松平常的语气所震撼：这位从安徽马鞍山来的患者竟然跋山涉水了一整天。

眼内出血，最重要的是要先找到病因。舒秦蒙向记者回忆，这位患者的出血是静脉阻塞导致的，视网膜脱落的风险不大。“这让我稍微放心了一些，先吃药进行控制就可以。最可怕的情况是玻璃体和视网膜之间有牵引，把视网膜拉出裂孔，那就很糟糕了。”

“我只带了200块……”患者欲言又止，舒秦蒙一下子就明白了。“我先给你开最基础的止血药，一个月以后必须要来复诊。”舒秦蒙叮嘱，但对方表示一个月后是农忙时节，很难抽出时间。

“你不来看，继续出血就要开刀了，你知不知道？”他转身走进旁边的诊室，把医院自配用于检查的硼酸洗眼液都找来，凑了10来瓶送给他。

在急诊，他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2015年博士毕业后，舒秦蒙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做了近10年的眼科医生，他观察到，装修工人、修路工人和农民等一线体力劳动者都很容易受眼外伤。

很久以后，他又看到这位患者，“谢谢你送过的眼药水！”回忆起那天，舒秦蒙仍记得当时内心的欣慰：“我挺开心的，他恢复得很好，如果血液没有吸收，做手术对他来说负担很大。”

对许多患者来说，仅仅是治疗之前的检查费用都会让他们感到局促，对医生作出的病情解释常常只能模糊地理解。他遇到过一位铁钉碎片扎进眼睛的工人，来找他时，患者手上拿着一叠报告。眼中的铁钉并未取出，他告诉患者要准备手术，但对方却回以沉默。良久对方才表示，自己一个人在上海打工，要先跟家里人联系。盯着手机半天，他却始终没按下拨号键，垂下头开始掉眼泪。

一边安慰患者，舒秦蒙一边跟患者沟通：按急诊入院，押金能交多少就交多少，先解决问题，再想办法交钱。

每每遇到这种情形，舒秦蒙都希望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为患者多做一点什么。“在急诊，无助和孤独的劳动者见了许多，帮了一些人，也很遗憾没有帮到一些人。”舒秦蒙说。“临床中常常是挫败，偶尔有成就。病人好了起来，他对我信任和感激，这也给了我成就感，我也要谢谢他。”

舒秦蒙在查看病情。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

2016年起，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开始与云南省临沧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对口援建工作。2021年底结束临沧医疗援建后，开始与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富宁县人民医院进行对口医疗援建，这也是上海和云南的长期对口支援项目。

边陲小镇，山林密布，乡镇村落密度低，相隔几十公里是常态。连接村落的山路环绕弯曲，交通十分不便，人们平时多去镇上的卫生院或者诊所看病，想要到县里看病，往往需要先走20多公里的山路，再搭乘公交。

门诊来的多是衣着宽阔，形体瘦弱，神情紧张，被年轻人带来看病的不知所措的老年人。

舒秦蒙告诉健康时报记者，在日常医院的眼科急诊中，不少就诊者是体力劳动工作者。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在采八角时，被叶子划伤角膜的老人。找到舒秦蒙时，老人眼睛已形成严重溃疡，如果再不使用强效抗真菌药物，眼球可能很难保住。虽然是全国有名的八角产地，刚刚脱贫的县城医疗条件仍旧有限，常见的眼底基础检查仪器和药物，大都缺乏。

没有药，舒秦蒙只能辗转联系上海的同事，将抗真菌药物连夜低温运送到云南。给老人使用后，感染终于得到了控制。

当地医院的五官科主任和老人说：“这是专门从上海寄过来的药，很宝贵的。”老人点点头，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眼睛病情凶险。上海和云南2000多公里的距离，对老人来说并不具象。一心想继续回家农忙的老人还没意识到，差一点，自己就再也无法看到家里丰收的八角。

对患者们来说，舒秦蒙和同事是“上海来的专家”，是承载患者希望的患者的“最后一站”。“这里的人需要我们，不然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呢？”每当遇到困难，舒秦蒙都喜欢到富宁的普厅河边走一走，理出一点头绪，转个身，他又扎进了医院。

舒秦蒙跟同事在云南义诊。受访者供图

他们正在被持续和长久的关注

舒秦蒙的从医之路始于家庭。父亲是一名心内科医生，受其影响，在报考时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医学专业。

从医近十年，他对“眼科医生”这一职业的认知也在发生转变。“我曾经和师兄一起为鞭炮炸伤的患者缝合了4小时，最终还是没能保住眼球。”舒秦蒙回忆，那种无力感让他至今还记忆犹新。

眼睛是人体最精密、最复杂的部分之一，并不是每位受伤的患者都有痊愈的可能。而在基层，延误就诊的情况更为常见。在支边的云南文山富宁，很多人都缺乏健康意识，受伤后不会及时看病，有些病人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

“最伟大的医生也不能保证治愈每一位经手的病人，每每这时，我都会面临一种巨大的无力感，也能感受到一种鞭策。”这让舒秦蒙看到了基层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渴望：“很多着急的问题必须在当地解决，有时只要改变处理方式，就会对病人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不仅需要医疗条件的改善，还对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富宁同样也是他的前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主任医师王敏曾支援过的地方。历史在这个小城系了一个结，两代人，相隔三十年，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百姓看病。

得知舒秦蒙来到富宁支边，王敏将一本自己的译著——《威尔斯眼遗传学手册》寄给了他。到达富宁后，舒秦蒙问起当地医生三十年前县医院的景象，那位医生指向云雾缭绕的大山说，那时候县医院应该还在山的那边。

“虽然我即将离开，但还会有更多优秀的医生来支边，如果通过‘传帮带’的方式，让乡镇卫生院的医生也来进修，基层医生的水平就能提高得更快。此外，县、乡之间的医疗信息互递也可以进一步加强，乡里无法处理的病人，县里及时知悉；从县里回去的病人，也可以通过乡镇进行及时回访、随诊。”舒秦蒙表示。

“三十年前王敏老师在这里，三十年后我也在这里，我们做的都是一样的事。”舒秦蒙说。

责编：毛圆圆

主编：徐婷婷

校对：呼梦瑶